12月2日，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2023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中國經濟未來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他指出，近年來我國經濟運行出現三大積極現象：出口結構明顯改善；引進外資呈現連年增長；新發展格局初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牽引帶動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態勢越發顯著。
“盡管與美國發生貿易摩擦，但實際上我國這十年引進外資比過去十年要高，這五年比過去五年要高。”黃奇帆表示，這一現象背后的邏輯在于我國已經形成了超大規模統一大市場，可以有效攤薄制造業的采購、研發、銷售、物流、固定資產投資甚至人力等成本，從而進一步形成了大市場吸引的“銷地產”和綜合制造低成本的“產地銷”兩種外商進入中國的模式或原因。換言之，中國正以其強大的引力場吸引全球的資源要素。
黃奇帆認為，未來至少還應推進三方面重大改革：一是經濟增長動能轉換，二是推進內外貿一體化，三是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對于最后一點，他解釋道：我們要構建新發展格局，未來消費、投資、進出口占GDP的比重要由現在的3:4:3，逐步調整為5:3:2。消費比重的提高，不是靠發錢，根本上要靠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需要由現在的43%提高到52%左右。實現這種分配格局的調整，關鍵是要做大中等收入人群，要使得現在4億中等收入人群在今后十幾年翻一番，由4億多人變成8億，低收入人群由6億減半。
*以下為演講全文。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下一個“中國”仍是中國
——在“讀懂中國”年會上的演講
文 | 黃奇帆
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上午好！
按照會議的主題“百年變局下的中國新作為”，我就中國經濟十年中呈現的三個新變化和下一步改革重點與大家做一些交流。
首先講一下，近年來我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三大積極現象，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得到進一步夯實
一是近年來我國出口結構明顯改善。近十幾年來，隨著我國大力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和貿易高質量發展，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位勢不斷提升，出口高端化、高附加值化的態勢明顯。
與20年前相比，我國出口產品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占比已大幅下降， 2021年占比不足10%。與之相對應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比則翻了近一倍。如今，高新技術產品加上機電產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總額的比重超過九成，“10億雙襪子換一架飛機”的說法早已成為歷史。如今，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光伏產品外貿“新三樣”正支撐起我國外貿新格局，今年我國更是有望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出口國。
未來，我國出口結構和國際貿易條件還將會有新的提升。盡管近年來受美對華發動貿易戰和持續推動脫鉤斷鏈等措施影響，部分產業轉移到了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但這些產業多數屬于短流程的加工、組裝，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長遠看，即使沒有美國加征關稅，隨著比較優勢的動態演化以及RCEP的實施，這些產業也會逐步轉移。但這不僅不是壞事，反而是好事，恰恰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全球布局，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大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生動寫照。
二是引進外資呈現連年增長態勢，中國已成為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是我國加入WTO后外向型經濟發展最快的十年，平均每年引進外資1200億美元左右。從2012年到2022年最近這十年，平均每年引進外資大約1400億美元。而在2017年到2022年最近的五年，我國每年引進外資實際到賬1570億美元左右，比前十年的要高。2020年到2022年這三年平均每年引進外資大約是1700億美元。去年，盡管疫情嚴重、經濟上行發展的預期較差，但實際到賬外資達1800億美元左右，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一年。
也就是說，盡管與美國發生貿易摩擦，但實際上我國這十年的外資比過去十年要高，這五年比過去五年要高，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這個現象背后的邏輯在于：我國已經形成了超大規模統一大市場。這個大市場擁有全球第二的GDP總量、全球最大規模的人口和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人均GDP1.2萬美元，即將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這個語言文字統一、法律政令統一、營商環境優良的大市場，可以有效攤薄制造業的采購、研發、銷售、物流、固定資產投資甚至人力等成本，形成了大市場吸引的“銷地產”和綜合制造低成本的“產地銷”兩種外商進入中國的模式或原因。所以近年來，盡管美國政府要求企業從中國撤資，但包括美資在內的外資卻在更多的進入，以致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又創新高。換言之，中國正以其強大的引力場吸引全球的資源要素。
三是新發展格局初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牽引帶動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態勢越發顯著。中央提出了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從改革開放一直到2012年的30多年，中國處于“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為特征、以外循環為主牽引經濟增長的階段。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64%逐步平穩有序地調整到2016的32%，從而為2017年以來應對美對華發動貿易戰做好了充分準備，避免了硬撞擊、硬著陸。自2016年到2022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始終穩定在GDP的32%左右。
試想如果2016年中國外貿總額占GDP的比重仍是64%或者更高，撞上了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會出現怎樣一種情形？中國市場內循環未雨綢繆地使美國政府的貿易戰打在“棉花毯”上，勞而無功、反受其害。到2022年，中國外貿總額約40萬億元，GDP在120萬億元左右，外貿依存度保持在33%左右，中國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在這十年里取得了重要成效。
總之，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立足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先后提出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等重大宏觀經濟治理方略，成功駕馭中國經濟駛過了一個個急流險灘，經受住了“三期疊加”帶來的增速下行、美西方對華持續打壓遏制、長達三年的世紀疫情沖擊等內外部重大考驗。邁入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未來可期。
二、中國經濟有四大優勢，有巨大的改革空間和發展潛力，未來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引擎
11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書面演講指出，中國具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的需求優勢、產業體系配套完整的供給優勢、大量高素質勞動者和企業家的人才優勢，經濟發展具備強勁的內生動力、韌性、潛力。
習主席講的這四大優勢是我們化解當前各種風險隱患、迎難而上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盤。發揮好這四大優勢，需要我們做到二十大報告所要求的“五個堅持”，即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和堅持發揚斗爭精神。其中，堅持深化改革開放是我們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二法寶。從改革來說，未來至少要推進三方面重大改革：
一是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過去靠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增加財政收入的模式難以為繼，需要尋找新的增長引擎。要把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
比如汽車消費，我國汽車年銷量雖然高居全球第一，但多年徘徊在2700萬輛左右。2021年我國千人汽車保有量只有214輛，而全球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左右的發展中經濟體的千人汽車保有量在400輛左右。
未來十年我國人均GDP按當前價格計算有望突破2.2萬美元，千人汽車保有量完全有潛力超過400輛，年銷量完全有潛力超過4000萬輛，新增1300萬。按照當前我國乘用車大約15萬均價計算，新增內需約2萬億。而汽車特別是新能源汽車消費的增加，可以倒逼大城市擴大道路、停車場、充電樁、儲能等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進一步鞏固提升我國汽車等裝備制造業的全產業鏈優勢。
二是推進內外貿一體化。這是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進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切入點。但當前，我國內外貿在稅收政策和結算模式、質量標準、營銷方式、監管標準等方面存在顯著不同。
比如外貿出口有留抵退等鼓勵措施，基本可以“見單即付”，回款周期短、資金占用少；而內貿回款賬期較長，普遍在半年以上，企業資金壓力較大。外貿貨物轉內銷，要按照國內市場的要求進行產品質量認證、檢驗檢測等，有的產品還要重新調整生產線參數。外貿業務批量大、批次少，業務模式相對簡單、流程相對較短；而內貿流通一般為小批量、多批次，研發設計、廣告營銷、流通銷售、售后服務環節較多，業務模式復雜。等等。
這些不同之處恰恰是下一步要改革的領域，為此要對標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研究出臺重大政策舉措，推動改革持續深入深化，讓中國的超大規模統一市場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練兵場”“避風港”。
三是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2022年我國GDP達121萬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為43%，這個比重放在全球比較，相對偏低。我們要構建新發展格局，未來消費、投資、進出口占GDP的比重要由現在的3:4:3，逐步調整為5:3:2。
消費比重的提高，不是靠發錢，根本上要靠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需要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要由現在的43%提高到52%左右。實現這種分配格局的調整，關鍵是要做大中等收入人群，要使得現在4億中等收入人群在今后十幾年翻一番，由4億多人變成8億，低收入人群由6億減半。這是實現國民經濟一次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增加10個百分點的關鍵路徑。
總之，把這些改革抓好抓實，就是在推動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且其中一些改革本身就是生財型、聚財型的改革，是可以釋放出巨大紅利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勢頭和基本面不會變，通過深化改革，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只會越走越扎實。習近平主席指出，下一個“中國”，還是中國。對此，我們深信不疑。
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